【有故事的人:黄英 女 37岁 技术员】
【前话】
黄英中等身材,微胖,面色没有我想象中的苍白,相反还有些红润,语音清脆,时时向我微笑。只是她的头发极短、极黑,细密地贴在头皮上——那是经过多次化疗之后新长出的头发——提醒着我,这是一个正在与死神赛跑的绝症病人。
第一次做这样的采访,我不免有些惴惴不安。生命何其宝贵,而面对一个被病魔残酷侵蚀着肌体的人,要让她亲口讲述自己的病情,回忆那些噩梦般的往事,是件多么残忍的事!
但黄英很坦然。她说,她早已做好一切思想准备,一年来,各种苦痛都熬过来了,还有什么不能说的。
2007年2月7日,因为发现一侧乳房有硬物,黄英请假去了医院。挂号时她还在想,看完病可以顺便去买年货,结果医生告诉她,她的肿物大小已是二期,必须尽快做手术。此时,距春节还有十天。
其实,早在2006年9月,我就发觉自己的乳房有刺痛感。当时去医院看过,但大夫的诊断结果是增生,他给我开了些药,并且对我的担忧显得不以为然,我以为真的没事,就放松了警惕。想不到刚过半年,一侧乳房就出现了肿块。
去医院看病的时候,我心存侥幸,然而医生的话很快让我全身冰凉。他说,我的情况绝不是增生,而且肿物大小已是二期,必须马上做穿刺,因为年前无法安排手术,最好先做化疗。
我当天就做了穿刺,但第二天的病理报告上并没有显示出癌细胞,准备好的化疗也没做。我怀着侥幸和惶恐不安的心情过了一个年。
大年初六,我办理了住院手续。丈夫和我都强颜欢笑。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,我没敢对他说太多,只说妈妈要住院一段时间,让他和姥爷在一起,好好学习。孩子懂事地点点头。
我看着可爱的儿子、厚道的老公,还有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家,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,但那是我和丈夫燕子啄泥般一点一点置办起来的。当年,我们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结的婚,最大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栋大点儿的房子,这些年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奋斗。我俩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,生活虽然不富裕,但每月都有结余,一家人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,只要能快快乐乐的,就很知足。
原以为,我们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,我会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,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慢慢变老,可是,不知是否老天嫉妒我们的幸福,偏偏让我得上了这个病!
住院后,主治大夫给我做了第二次穿刺,我仅存的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了!3月1日,就在儿子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,我躺在了手术台上,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乳房根治和再造手术。术后,当我刚刚拔去身上的四个管子时,大病理报告出来了,在我身体里发现了十几处转移点,我由二期的早期病人直接转为三期!
随后的半年,我先后做了9次化疗和25次放疗,治疗的副作用让我痛不欲生,头发掉光的同时,心情也一落千丈。
艰苦的治疗终于结束了,医生说我以后只要每月复查一次就行了。我如释重负。走出医院大门,我仰面向天,深深吸气。从今天起,我要制定全面的康复计划,为了家人,也为了我自己,我要让自己重新变得健康起来!
我开始吃中药调理虚弱的身体,每天出去晨练,和别人学打太极拳。一个月后,我高高兴兴地回医院复查,检查结果却如同晴天霹雳——我被查出了肝转移。
2007年10月17日,黄英再次住院。对生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爱是让她咬牙撑下去的动力。她在网上搜索的结果是:癌症肝转移的平均生存期为8-33个月。
那天,捏着那张催命符般的报告单,我瘫软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,半晌缓不过劲来。
最先想到的是孩子,孩子还太小,他不能没有妈妈,他就像一棵小树,在成长的岁月中,还需要我的扶持。还有丈夫,十年来,我们夫妻恩爱,从没为什么事翻过脸,自从我生病后,他明显老了很多;他曾经哭着对我说:“只要你能好好地活着,咱这个家就能过下去!”还有,肝转移这件事一定不能告诉老父亲,他年纪大了,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……
我想了很多,却怎么也不敢想到“死”字,我不能死啊,我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。
打起精神,我先给姐姐打了电话,然后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,一听到检查结果,他在话筒那边就哭了,我的泪水也再次涌出来,两口子默默相泣,无比凄凉。
回到家,我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,什么也不想说、不想做,就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,心情特别复杂。有那么一刹那,我真的想放弃了,一想到后面有那么多的苦要受,为的只是多争取几个月的生命,真是不想坚持了。人最可怕的并不是死,而是等待死亡的过程,为什么老天爷非要对我这么不公平?
我不吃不喝地坐着,直到太阳偏西。孩子放学了,进屋就喊“妈妈”,我下意识地答应着,脸上马上堆出笑容。不管怎样,我都不能在孩子面前表露出虚弱和绝望,孩子爱我,他需要的是一个坚强、乐观的妈妈。那一刻,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。
我回到了医院,开始新一轮的治疗。我的身体是个残破的堡垒,它遭到了癌魔的入侵,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,来进行一场殊死战斗。尽管打胜仗的几率很小很小,但只要我坚持,活一天赚一天,多活一天就是多一天的胜利。
经过三次化疗的常规治疗,我回到家里继续休养。所幸出院时没有发现骨转移,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尽量调整着自己的心情,哪怕有一丁点希望,我都把它放大几千倍、几万倍,作为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这期间,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听说了“粉红丝带部落”,那是一个帮助乳癌患者身心康复的公益网站,去的差不多都是些和我一样的病人。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博客上写东西,心情压抑得太久了,总要有个地方宣泄。很快,我结识了一些网友,姐妹们虽然素未谋面,却通过文字互相鼓励、互相打气,也互相交流治疗的经验。有个叫果子的网友,她也是乳癌肝转移的患者,她的文字美极了,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。可是后来,她放弃了治疗,就在我刚被检查出肝转移不久,她静静地去了。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,我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,感到彻骨地寒冷,还有绝望。
没有人真正懂得我的感受,除非他也是个癌症病人。要鼓起生的勇气是多么不容易,现实却总是无情地打碎一个又一个希望,可是,你还是不能放弃,哪怕你已经很累,为了那些关心你的人,也必须咬牙硬撑下去。我一直是个很要强的人,从来不愿让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,即使是最亲近的人,我也总是笑着面对,可转过身来,自己不知偷着流了多少泪水。
我不愿让亲人和朋友为我难过。从我躺到手术台上那一刻起,亲人们的心就都提到了嗓子眼,他们全都尽自己所能帮助我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真的让我很感动。我没什么可报答的,只有积极配合治疗,不让他们失望。
孩子好像突然之间就长大了,没有人告诉他妈妈得的到底是什么病,他也从来不问,却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有一次,我偷偷看了他的日记,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妈妈又要住院了,我真不愿意让她走!”因为我的突然生病,孩子不得不放弃了正在进行的乒乓球训练,我知道他很伤心,但他没有抱怨。当我住院的时候,他一直很乖、很努力,还被评选为三好生和中队委。看到孩子的成长,我无比欣慰,可一想到他的未来,我有一万个不放心。一天,我忍不住对孩子说:“从现在起,你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知识是给自己学的,将来的生活也是靠自己从小努力学习创造来的。如果有一天妈妈离开了你,你一定要懂事,听爸爸的话。”孩子看着我说:“妈妈,我知道你的病,我懂。咱们不说这些,不吉利!”
孩子的眼圈红了,虽然没哭,却比哭出来更让人觉得难受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对孩子说过类似的话。每当孩子睡着以后,我久久盯着他平静的小脸,怎么也看不够。孩子都能如此坚强,我又怎么能轻言放弃呢?
虽然我没有了健康的身体,不能再快乐地工作和生活,可通过这场病,我收获了许多温暖和感动。不仅是来自亲人和朋友的,还有同学们的。
2008年元旦,黄英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惊喜,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专程赶来天津看望她,还给她留下了一份心意。此后,一场爱心捐助活动悄悄展开了。
20年前,30多个来自天津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四个省市的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,聚集到天津某全国重点中专的一间教室里,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。
当年,这群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们吃、住在一起,玩儿在一起也学在一起,建立起很深的情谊。四年后,大家从哪儿来回哪儿去,各自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,慢慢疏于联系,可那份感情却始终都在。2002年,在山西同学“大师”的倡导下,全班将近30名同学齐聚山西,回忆往昔、共话未来,感到说不出的亲切。此后,同学间大多恢复了联系,关系也比以前更近了。
生病以后,我没有向同学透露自己的情况,我想等自己挺过来后,再以一个健康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,把经历过的一切轻描淡写地讲给他们听。但是,有三个要好的女同学还是知道了我的事情。我要求她们为我保密。
临近2008年元旦的时候,我已经做完了肝转移后的三次化疗,但效果并不理想,肝上的肿物依然在增大。知道这个消息,我一个人从医院的十楼慢慢走下一楼,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。这一次没有了从前的恐慌和害怕,却感到说不出地委屈和绝望。一年来,从手术到治疗,一直在努力坚持着,然而,持续的化疗和放疗,将身体已经折腾到了极限,却还是没有盼来奇迹!
心情烦乱,即便是新年也没了心情。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,那个知道我生病的外地同学兼好友却利用元旦假期,专程和老公赶来天津看我。我又惊喜又感动,想不到她那么忙,还这么惦记我,临走前,还硬塞给我一些钱。
那天晚上,天津的同学借此机会聚在了一起,我的病情也瞒不住了。大家有几秒钟的沉默,脸上全是不敢相信的表情,随即纷纷举杯,为我加油,鼓励我一定要战胜病魔、重获健康。我含着泪和他们碰了杯。
元旦之后,我第三次住院,准备接受第一次介入性治疗。这是大夫为我制定的新治疗方案,虽然不能确保治疗效果,但只要有治疗手段,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
介入性治疗的费用比之前的治疗手段高出很多,要不是有亲戚们的援助和医保,而且单位也为我保留了全工资,家里真的要支持不住了。我曾对丈夫说过,不能因为我的病把家底都弄光了,要是没钱就不治了。可丈夫根本不听我的。
在天津,我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女同学,做完介入手术后,一天,她们来看我,居然带来了5万元钱。她们把钱使劲塞到我姐姐手里,却把一张漂亮的卡片交给病床上的我。我打开一看,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好多同学的名字和他们捐款的数额,还有他们为我加油的祝福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急忙问她们。
“自从知道你生病的事以后,同学们都很关心你。‘大师’特地为你发起了捐款活动,由我们在天津设立账户,倡议各地同学自愿捐款。结果,还不到一周的时间,大家就捐了这么多。”
“这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呢?我不能收大家的钱!”
“我们明白你的心思。可这是同学们的心意啊,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好起来,都希望能帮你渡过这个难关!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家啊!”
同学的真挚溢于言表,我除了感动什么话也说不出了。看着手中的卡片,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鼓励和期盼的笑脸……
2008年2月10日,农历正月初四,黄英出面召集了一场天津同学的聚会。第二天,她再次入院,准备进行第二次介入性治疗。
当一个人处在苦难中时,如果身边围绕着许多关心他的人,那么他的好与坏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了。从被确诊为绝症的那天起,我就一直在和病魔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这场仗打得很艰难,也很残酷,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,但同时,我也获得了许多沉甸甸的东西。让我奋力坚持的动力,完全来自对亲人的感激和爱,现在,更有来自同学们的真情。我的坚持早已不再是我个人的事了,那是所有关心我的人共同的坚持!为了他们,不战到最后一刻,我也绝不能放弃。
为了答谢大家,过完春节,我在天津发起了一个聚会,外地的同学来不了,我只能把本地的同学聚在一起,聊表心意。虽然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,有些同学也是近20年没见过了,大家都已人到中年,但坐在一起,仍然是十几岁时的感觉,纯真而快乐。那天我很高兴,很晚了,还舍不得离开。大家怕我身体吃不消,都催我早点回去休息,在大家的“强迫”下,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我被大家的爱包围着,只要可以,我就迫不及待地上网。在我的博客里,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留言,除了同病相怜的网友外,几乎全是我的同学,他们用网名——“与你同在”“常青树”等等——给我留言,那些温暖的关心和真诚的鼓励总能让我感动,给我信心。
正月初六,我再次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,做了第二次介入手术。手术的效果目前还不知道,但我已经学会坦然。在病房里,我又结识了一位病友。经过两年的治疗,她的家人正在考虑卖房为她进行后续的治疗。她的情绪起伏很大,和我说着这些时眼圈一直红红的。她说,老公对她很好,一直为她努力,可她不想这样拖累家人,否则,将来如果有一天自己走了,也会感到很不安的。面对这位大姐,我一时无语。我不知该怎样去安慰她,心底却再次对自己的家人、朋友和同学们产生深深地感激。
我多么希望从此一切都能变得好起来,然而老天给我的磨炼还没有结束。这次手术后,医院为我做了全身骨扫描,不幸发现了转移点。虽然只有一处,也足以将我打入地狱。
躺在病床上,我哭了整整一下午。医生和护士都来劝我,在他们眼里,我一直是个很坚强的人,乐观、开朗,从不轻易流泪。但我知道,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,我渴望生存,在狰狞的病魔面前,我比谁都害怕、脆弱!让我哭吧,让我尽情宣泄我的恐惧和懦弱吧,给我一点时间,让我慢慢地接受现实。明天,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我还会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的。
现在,我已经不去想“生”或“死”的问题,更不会幻想什么奇迹会出现了。我记住了一位网友说的话:“活好当下每一天,日积月累,最后一定是最美好的!”我把这句话当作我的座右铭。
如果一定要走的话,我希望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有质量,如果我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,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生的过程尽量延长,因为,还有那么多爱我的人,因为——活着真好。
【后话】
黄英真的很坚强,说起自己九死一生的治病过程,虽然几次红了眼圈,语气却始终平静,没有抱怨,也没有顾影自怜。或许,这就是她一贯的性格——要强、倔强,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人看。
然而,讲到同学们对她的帮助时,她却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,陪同她一起来的两位女同学也不停地拭着脸颊,另一位男同学则伤感地看着窗外。那种真情流露的同学情谊的确令人动容。
黄英说,她有一个心愿: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独自上路,去所有同学们生活的地方看一看。但是现在,她必须配合医生继续治疗。每天,她都要做放疗。这样的过程不知还有多久,但无论如何,黄英都会坚持下去。